对于规划是否符合制定必要性要求之衡量，法院应该采取比较宽松的审查标准。
针对这三类研究之体，依托对中国宪法的三维假定及逻辑顺序，或可对中国宪法学研究之用做出如下选择与规划：相对于事实之体与中国宪法的政治法、社会规范的假定，其用包括政治学方法、政治哲学方法、政治宪法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法社会学方法，其间各种方法没有高下之分与优先之别，端赖学者的立场与偏好来加以取舍。其一，从中国宪法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出发，以宪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为学术理据，对中国宪法是什么做出回答。
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还没有一部这样的学术作品，有的只是对各国别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的罗列。[2]主要文章包括：袁士杰：《从中西混同到中西分立——对中国宪法学教材的反思与展望》，载于《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无论是宪法解释学还是规范宪法学，都必须就这些问题做出明确回答，由此才能奠定关于中国宪法知识之学的基础，也只有在中国宪法知识学的基础上，中国宪法的思想之学才有可能形成。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土地上，离开了集体合作，离开了对搭便车行为的约束能力，农业耕作中就会不断地出现怕饿死的就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最后都会饿死的逻辑。对中国宪法文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规范世界，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其前提是要对中国宪法的诸多特质给予准确揭示与解释，其主要内容包括[30]：其一，中国宪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中国宪法性质的内容至少应该包含中国宪法内含的价值、中国宪法文本的特质两个方面。
但为教材编著者的开脱，却不能成为回避对中国宪法学教材存在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理由。这样，对于宪法研究的方法当然可以独立地加以构思，使之不断地丰富，同时在方法论体系的构造中，也可以因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某个方法有所偏爱，比如宪法规范分析的方法。[35](三)行政会议的组织结构行政会议包括主席、执委会和委员会这三种内部组织形式。
[64]因此，未来行政会议的发展，除了继续研究具体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之外，[65]还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积极的调整。第二届临时性行政会议成员(除主席和执委会委员外)77名，其中行政机关代表46人、联邦听证检查官2名、律师21名、法学教授3名、政府管理学教授2名、州监管委员会委员2名和会计师1名。这份报告也构成了美国1946年《行政程序法》的基石。一是政府成员(governmentmember)。
[67]五、对中国的启示行政法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三)行政会议的成本有效性美国行政会议可以说是美国政府中运行最为有效和高产的机构。
如何看待视频会议、电子化规则制定等电子政务发展对行政国家的影响，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探索公众参与的制度创新，如何看待Twitter、Facebook等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对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关系的影响，这些都可以成为行政会议今后的研究命题。主席为全职，由总统提名并经众议院批准后任命，任期五年，并享受相当于独立监管委员会主席的工资水平。行政会议现有协调员24人，分别来自美国司法会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美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与监管实践分部等单位。[46]有些建议最终被采纳而成为法律。
[40]除此之外，按照执委会的批准，主席可以设置临时性委员会，并委派具体的任务。主席遴选成员时应当保证公民个人观点的广泛代表，并充分利用多元的经验。司法部行政程序办公室提供研究和人员支持，办公室主任兼任行政会议行政秘书(ExecutiveSecretary)。这也使得各行政机关愿意参与行政会议，并倾听行政会议的意见。
但是，有关行政程序办公室的建议仍然没有被付诸实施。[55]最后，行政会议成员结构体现了学者、官员和律师的合作和互补，这一优势是一般的高校、智库或律师协会等无法比拟的。
美国行政会议集合了官员、学者和律师的智慧，以民主公开的程序和高效的机制提出建议、向政府提供咨询、发表研究报告有效地促进了美国行政程序的持续优化。[23]该法还明确地规定了行政会议的其他目的，包括促进规则制定的有效公共参与和效率，减少监管过程中不必要的诉讼，改进科学知识在监管过程中的运用，提高监管过程中所适用法律的有效性。
[8]根据《Landis报告》的建议，1961年4月13日，肯尼迪总统颁布10934号行政命令，宣布重新设立临时性的美国行政会议(也被称为肯尼迪会议)。[3]1941年，司法部长行政程序委员会正式通过了长达202页的最终报告。政府活动实体内容的扩张，推动了行政程序规范化的需要。在这方面，行政会议所开展的行政机关如何应用视频听证、如何在电子化规则制定环境下收集处理评议意见等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一般智库或律师协会则要仰赖行政会议的研究。主席则会将通过的建议转给各行政机关并督促其实施。
其中，12月17日提交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设立常设性行政会议的构想。Recommendation 92 － 7: Th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Judiciary，1 C． F．R． § 305． 92 － 7 ( 1993) ． 支持该建议的研究，可以参见 Paul R． Verkuil，Reflections upon th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Judiciary，39 UCLA L． Rev． 1341 ( 1992) ; 中文文献的有关讨论，可以参见王静: 《美国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
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行政会议是为了让政府运作更好而设计的公私合作伙伴，其正式成员也分别来自下列两类群体。这一建议在1955年得到了第二届胡佛委员会的支持。
2010年10月6日，奥巴马总统发布命令，指定15家内阁部门和14家联邦行政机关首长或者首长指定人选作为行政会议的政府成员。我国的行政立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余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
例如，耶鲁大学教授JerryMashaw、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RichardMerrill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PeterStrauss都曾担任行政会议的顾问。因此，评估和改进程序，必然是一项持续过程。其一，当前行政法治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议题就是如何面对新技术，尤其是信息通讯技术带来的挑战。这些成员应当是行政法领域的执业律师、学者，或者其他因具有联邦行政程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而特别知名的人士[29]按照政府伦理办公室和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解释，行政会议公众成员属于特殊政府雇员(specialgovernmentemployees)。
行政审查委员会是向司法部长报告工作的独立咨询机构，向其提供应当审查的行政行为的程序和类型是否充分的建议。[28]二是公众成员(publicmember)。
行政会议设有由11人组成的执委会，除主席外，总统任命的其余10名委员任期3年，其中来自政府部门的委员不能超过1/2。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重要文件也提出了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
参见郑磊、沈开举: 《英国行政裁判所的最新改革及其启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出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行政程序 顶层机构 行政会议 。
[35]来源: http: / /www． acus． gov/about/the － assembly/senior － fellow/，2012 年 4 月 24 日访问。[9]1961年8月30日，白宫宣布了行政会议执委会的人员任命，其中E．BarrettPrettymen法官出任主席，WalterGellhorn教授和JamesM．Landis教授等出任执委会委员。行政会议的主席、成员或者雇员也经常在国会立法听证会上作证。陶希晋、龚祥瑞等担任顾问，陶希晋的秘书高志新承担小组秘书工作。
[31]与肯尼迪会议不同，联邦法官不再作为行政会议的成员，而是作为协调员身份参与。See John Griffiths，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 Institutions，Reforms and Impact，63 Pub． Admin． 445，449( 1985) ．[72]法国国政院承担的咨询职能是为政府起草法案、法令和特定条例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回答政府有关法律事务的询问，应政府请求或者主动对行政或者公共政策事务进行研究。
[10](四)美国行政会议(1968－1995)肯尼迪会议最终报告的建议，得到了公众积极的反应。[44]行政会议还负有报告义务，即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以及主席认为合适的临时报告。
[42]OMB Circular No． A － 63 ( Mar． 1974 rev． ) ，para． 8b，39 Fed． Reg． 12390( 1974) ．[43]来源: http: / /www． livestream． com/private/administrativeconferenceoftheus; http: / /www． youtube． com/acusgov，2012 年 4 月 24 日访问。1968年至1995年间，总共通过了大约200项建议，大约3/4的建议部分或者全体得到实施。
